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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助│2019年杜甫研究综述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总第143期。
2019年的杜甫研究在文献整理研究、杜诗本体研究以及接受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研究者利用叙事学与美学等理论，注重地理、历史、文学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的交融会通，各类研究日益体现出系统化与多元化的特征，逐步形成了以文献为基础的综合研究趋势。2019年杜甫研究论著有600多种，可分为杜诗学研究、杜诗本体研究、杜诗接受研究、杜甫地理研究4类研究论题。
一、杜诗学研究
2019年度的杜诗学研究主要包括文献整理、杜诗学史以及杜甫生平与亲族研究3类议题。文献整理方面，首先是对各类杜诗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具体而言，今年对台湾地区所藏各类稀见杜诗手批本以及海外杜诗选本的搜集整理工作，为学界全面系统地梳理、辑考和研究杜诗评选本与手批本（已刊和未刊）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线索；对明代杜集版本的考察则有助于梳理历代杜集版本的流变情况。此外，相关专著对明代杜诗的选录与评点研究，以及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①。其次，对杜诗异文的校勘问题也比较关注。校勘异文会影响到杜诗文本的存在形态与传播状况，对后代的杜诗版本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校勘行为本身会受到校勘者个人的审美观念、时代思潮等多方面的影响。从时代因素来看，宋代印刷出版的进步、理学对诗学的影响以及清代注家对宋元旧本中异文的取舍亦是研究的重点问题②。
杜诗学史方面，现存的杜诗注本、评选本是历代学者读杜、研杜与评杜的珍贵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杜诗学史和批评史价值。研究者往往结合时代因素，探讨作者的写作意图、杜诗学思想、对“诗史”精神的传承以及对杜甫的接受等问题。2019年的研究在时间上以明清与近现代为主，兼及宋代，涉及文天祥《集杜诗》、范濂《杜律选注》、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胡夏客“杜诗注”、傅山《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杜诗通批注》《杜诗韵字归部》、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吕留良《天盖楼杜诗评语》、卢元昌《杜诗阐》、江浩然《杜诗集说》、刘凤诰《杜工部诗话》《集杜诗》以及孔继鑅《集杜诗》等③。今年对李杜比较论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直争论不休，千余年来贯穿杜诗学发展演变的始终，李杜比较也成为专门的诗学命题。时至今日，学者们多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今年的相关论著或辨析李杜风格之差异，或探讨杜甫对“李杜并称”的主观促成④，在比较中见出李杜差别、见出各自特征，梳理出历代对李杜的不同接受情况，具有积极意义。
杜甫生平及亲族研究方面，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与利用，加之多年研究的积累，学界对杜甫生平事迹的考辨取得了很大突破，对杜甫形象的认识愈益清晰。今年的论文既有对杜甫宗教情结、家国意识以及仁爱精神的深入发掘，又有对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传统形象的纠正，还有从“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分析杜甫的心态与思想转变、从唐代历史文化与职官制度的角度对杜甫生平和职官提出新见⑤。这些研究通过对材料的精细筛选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力图回到更真实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杜甫，从而对特定时段下杜甫的心境与心态做出更全面、更精微的解读，力求摆脱文学史上对杜甫标签化、片面化的误解，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另外，学界对杜甫亲族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杜氏家族是唐代的望族，家族的声望、观念与文化对杜甫的社会交往、政治履历、诗歌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年的研究主要围绕家族文化与杜甫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从初唐杜氏的政治待遇与家族关系的现实情况、继母卢氏的氏族观、杜氏家族文化中的文学教育因素、亲族诗文与亲族成员考辨等具体方面深入探讨了影响杜甫诗歌创作的诸多家族因素⑥。
二、杜诗本体研究
杜诗本体研究是杜甫研究领域里最基础、最核心的研究，通过文本解读与艺术赏析等方式，探讨杜诗的诗体、诗律、诗法、诗风等核心问题。由于杜甫研究千年以来的深厚积淀，前辈学者的成就已经蔚为大观，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的研究存在忽略杜诗核心议题、过度强调边缘研究的现象⑦。本年度在杜诗本体研究上却有很大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分成具体篇目研究、整体研究与诗歌分类研究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具体篇目研究主要针对杜诗的名物制度、历史典故、诗歌系年、创作技法等进行考证与阐发，也常常运用新理论新视角进行文本解读。如在杜诗编年上，相关研究重视从文本分析出发，对《夜宴左氏庄》《逃难》等诗的系年提出新解，并且尝试探讨了“现存杜诗第一首”等重要问题⑧。研究者多通过对具体字句的发微，以小见大，从细微处发掘杜甫的作诗技法，总结出一般规律，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对诗歌文本有较强艺术鉴赏的能力，而且需要借助文献学的知识参考版本目录、校勘异文，有时还需要结合历史、文学史、思想史的背景知识来判断，方能对诗句做出全面客观的理解。另外，对新理论的运用也需要以理解诗歌文本为基础。今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或解析名句、或对诗歌创作主旨提出新解、或阐释杜甫的仁爱思想、或运用叙述学与美学理论探究杜甫的独特叙事视角与审美感悟能力⑨，视角新颖，具有启发意义。
其次，整体研究立足宏观视野，将杜诗作为一个艺术上的整体加以审视，分析总结杜诗所呈现的文化传统、文体风格、审美倾向、价值选择、诗学理论等，力图把握杜甫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及发展脉络。杜甫被誉为“诗史”，杜诗的叙事性历来是研究的重要议题。今年的研究不仅分析了杜诗叙事性对唐诗语言以及中唐叙事诗的深刻影响，而且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杜诗的叙事结构。此外，杜甫的“诗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杜诗用典等议题也有新的成果。
最后，诗歌分类研究主要有按题材分类和按体裁分类。杜诗按题材分类，除了学界多年来在研究中划分的纪游诗、自传诗、战乱诗、山水诗等常见题材外，2019年沿着近年来注重题材、细化研究的思路，进一步细分为疾病诗、回忆诗等专题⑪。按题材分类研究能够突出某一类诗歌的性质与特征，便于从整体上进行审视与解读，从而把握杜甫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与思想倾向，体现了学者们的专题研究意识。但是在题材细分的同时，应当注意新划分的题材要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要做出完整清晰的界定，还要考虑到学界的接受问题。今年在按体裁分类的研究中，特别关注杜甫排律⑫，新见迭出。
三、杜诗接受研究
2019年度的杜诗接受研究成果出众，研究注重从多种角度出发，全方位地考察杜甫的历代接受情况。首先，对“诗史”传统的接受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研究多站在文学史的宏观视角上来观照“诗史”传统的影响与演变，例如晚明乐府变运动对“诗史”说的接受、清初三家注杜对“诗史”说的批评实践、宋代“诗史”论到明代“诗乐”论的理论转向与后世影响⑬，敏锐地把握住了“诗史”观念在具体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从而阐释了“诗史”传统对后世诗学进程的巨大影响，这些都是杜诗学史上的重要议题，意义重大。
其次，对书画名物的接受研究进展迅速。杜诗名物与图像研究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关注与杜甫相关的绘画、书法、石刻、印章等。这类诗学与艺术交叉的特殊研究对象，不仅具有中国传统艺术之特质，而且表现出与其他刻本、抄本类文献不同的传播特性，是推动杜甫历代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今年的研究多从书画名物的艺术审美特质、特殊的受众、传播的特性以及时代背景等处着眼，探讨它们对历代杜甫形象以及诗文传播产生的深刻影响⑭。
再次，域外接受研究也值得关注，研究主要涉及日本、韩国和越南。过去对域外研究的成果关注不足，研究视野受限，近年来则愈加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能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比如国内提倡要加强对杜甫日常生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也比较薄弱，而今年日本学者的论文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了杜甫与白居易相似的人生观与诗歌的传承关系⑮，视角独特，阐释精妙。日本学者对杜集的集成和流传研究亦值得关注⑯。今年还以访谈的形式对浅见洋二、李永朱、陈庭史等域外杜甫研究学者的研究观念、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⑰，胜义良多。杜甫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也得到了进一步探讨⑱。相关研究还概述了中国学者注杜、译杜的成就及其对西方汉学界的影响⑲。译介研究则主要关注杜诗英译、英译文献整理等问题⑳。
最后，除以上所言之外，还有从创作视角，探讨历代文学作品的文体风格、写作技法以及思想倾向对杜甫的接受问题㉑。从科举的视角，关注清代科举对杜甫诗赋的选择㉒。从异文的产生与传播的视角，聚焦杜诗异文的文化价值与传播功能㉓。这些研究在方法和视野上都具有启发意义。
杜甫的伟大成就既源于他先天的禀赋，又与他后天惊人的学力有关。他不仅“读书破万卷”，而且一生游历在外，旅居他乡，足迹踏遍祖国山川，广博的见闻与坎坷的经历是雕刻诗心、孕育“诗圣”“诗史”的必要条件。杜甫的一生游历可大致概括为放荡齐赵、旅食京华、逃奔行在、跋涉蜀道、寓居草堂、东下夔州、漂泊湖湘等阶段，他的诗歌也与地域文化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当代杜甫地理研究起步较早，1982年萧涤非教授曾带领《杜甫全集》校注组的人员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并出版了《访古学诗万里行》，往后国内的许多学者陆续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1999年台湾学者简锦松出版了《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系统提出了以“现地研究”的方法研究杜甫的夔州诗。近年来，蔡锦芳的《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和葛景春、胡永杰等著的《杜甫与地域文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加之近年来学界与社会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今年的杜甫地理研究得到持续推进，召开了“重走杜甫秦州路：唐代文学与甘肃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了杜甫陇右诗与陇右地域文化之关系㉔。在具体研究议题上，或从地方志中考证杜甫行踪，或阐发流寓文学的产生机制，或探讨杜诗对地域文化的反映㉕，不一而足。同时，在研究论著倍出的当下，如何对杜甫地理研究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学理上的提升，并且形成学界共识，成为研究的突破口和新趋势㉖。
五、小结
杜甫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众多学者将热情与心血倾注其中，方才造就了当下研究的盛况与可观的成就㉗。今年的杜甫研究在总结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又有新的提升，其荦荦大者有：各类杜诗文献的整理研究得到系统化推进，杜诗本体研究不断深入，杜诗接受研究视角多元，杜诗名物与绘画研究成果渐多。研究重视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并且努力探索新的理论与视角，展现了学者们的创新精神。与此同时，本年度的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第一，当前的杜甫研究受所谓“潮流”、“趋势”的影响较大。一方面对新出现的议题、理论和技术理应保持关注与接受，另一方面如果受之影响太深，在没有充分积累的情况下就跟风研究，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研究也容易流于表面。如果能长期对某一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这种通过长期积累出来的学术成果，意义更大。第二，大数据平台的开发与应用为杜甫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对研究者的学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研究材料日益丰富、获取材料更加便捷的当下，如何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发现问题，并运用合适的材料解决问题，进而形成大数据下杜甫研究的理论范式，亦是研究的一大难题。
注释：①曾绍皇：《台湾地区藏稀见杜诗手批本提要叙录（一）》，《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明清杜诗手批本的得与失》，《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2019年12月23日，第13版。孙微：《海外孤本: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考论》，《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陈宁：《明代杜集版本述略：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明代杜集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王燕飞《明代杜诗选录与评点研究》（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以明代选本和评点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宋、清两代杜诗学的发展情况，归纳出了明代杜诗选录与评点的特点；同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分析了明代重要的杜诗选、评本，总结了各本的价值与缺陷，弥补了学界对明代杜诗学研究的不足。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将原先搜集整理的410种清代杜诗学文献增补至520余种，同时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状况。②刘欢：《“择优”的先见与经典文本的生成——以赵次公校勘杜诗异文为例》，《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③相关论文较多，此处仅择重点论文而谈。罗时进：《清代顺康两朝杜集笺注的“江南现象”》，《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侯体健《〈集杜诗〉：三重文本张力下的“诗史”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以文本内部的特殊张力和内在关系为视角，通过讨论文天祥“集句”对“诗史”精神的特殊反映、小序等“副文本”向中心文本的转化、文天祥与杜甫从文本到精神的双重“互文性”关系等问题，揭示出文天祥集句创作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孟国栋《读·抄·评：论傅山对杜诗的三位一体接受模式》（《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从读杜、抄杜、评杜三个方面发掘出明末清初傅山对杜甫深层次、全方位的接受。④陈才智：《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张朝富：《召唤与竞胜：试论杜甫对“李杜”合称的促成》，《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⑤孙少华：《〈破船〉与杜甫晚年去蜀心境试解》，《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潘悦：《杜甫的“无家”之悲及其艺术书写》，《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杨胜宽：《杜甫仁爱情怀的世界性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李鹏飞：《从物我关系中解读杜甫的三重生态关怀》，《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魏耕原：《杜甫与玄宗、肃宗、代宗》，《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钟卓萤：《杜甫〈悲陈陶〉〈悲青坂〉历代注释中的若干问题——兼论两首诗歌与杜甫卷入房琯事件之间的关系》，《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庄逸云：《杜甫对安史之乱中“附逆”文人的态度管窥》，《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张思茗：《旧臣“朋党”与谏臣“忠义”——肃代之交杜甫凭吊陈子昂等人诗事发微》，《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孙微：《今人对杜甫生平的几种误解》，《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2019年12月23日，第13版。⑥胡永杰：《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松原朗、李寅生：《抚育杜甫成长的世界——继祖母卢氏的氏族观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吴淑玲：《家族与诗歌》，《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2019年12月23日，第13版；黄友芳：《杜甫的亲族诗文与亲族成员研究》，西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⑦胡可先：《杜甫研究的新趋势——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总结》，《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贾兵：《反思与前瞻：杜甫研究70年》，《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⑧李煜东：《杜甫〈夜宴左氏庄〉系年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9年第3期；王新芳、孙微：《杜甫〈逃难〉诗作年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9年第3期；袁书会、管莉莉：《也谈〈游龙门奉先寺〉为杜诗第一首》，《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⑨吴怀东：《杜甫〈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释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郝润华、章蕾：《杜甫〈洗兵马〉诗的创作主旨》，《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莫砺锋：《乱离时代的特殊视角——读杜甫〈哀王孙〉札记》，《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4期；成丹彤：《重读〈石壕吏〉：从叙述学的角度来分析》，《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张志烈：《杜诗“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索解》，《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⑩杨万里：《子美集开诗世界——杜甫诗歌叙事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徐紫玉、贾小玉：《杜诗叙事结构探析》，《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宋烨：《论杜甫的诗识与杜诗艺术的知性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王斯怡、李寅生：《杜诗引用〈诗经〉探微》，《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王红霞、熊梓灼：《杜诗称引扬雄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李静：《杜甫诗歌中的〈世说新语〉典故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⑪周秋实：《杜甫疾病诗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孙小潭：《杜甫的以“病”入诗》，山东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蒲泓曲：《回首往昔——杜甫回忆诗歌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⑫莫砺锋《七言排律的吉光片羽——读杜甫〈清明二首〉》（《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2期）辩驳历来针对这二首诗的“伪诗”说和“非七排”说，认为《清明二首》不但是杜甫七排的代表作，也是唐诗中难得一见的七排佳作。占如默《析论杜堮抄评杜甫排律》（《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根据山东滨州杜堮在其文集《石画龛论述》中抄评的杜甫排律90首，指出杜堮从志意、章法、炼字、用典等方面对杜甫排律进行了评解和训释，实践了“以文论诗”的理论。⑬莫叶晔《“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文史哲》2019年第1期）指出以王世贞《乐府变》为发端、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有别于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晚明乐府变运动是亟待发掘的重要文学现象，并论述了其对清初诗坛的重大影响。杨长正《叙事与诗史——以清初三家杜诗注为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认为清初仇兆鳌、浦起龙、吴瞻泰对杜诗的叙事分析与“诗史说”的批评实践，有助于深化对诗史与叙事关系的认识。陈文新《“诗史”与“诗乐”：宋明诗学的理论转向与清代诗学的进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聚焦宋明诗学理论的转向问题，指出从宋代“诗史”论到明代“诗乐”论的理论转向，直接影响了清代诗学的进路。⑭刘重喜《康熙御书杜诗对清初杜诗学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指出杜诗学在康熙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在于康熙御书杜诗并将其作为了政治教化的工具，摒弃了“诗史”的传统，使杜诗学走上了片面化的道路。张家壮《书影心声:论明末清初的杜诗书写——以八大山人、王铎的书杜为例》（《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从书画与杜诗的特殊视角考察了明末清初士人对杜甫价值的重新发掘。刘洪《杜甫草堂诗艺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收集杜甫寓居成都时期创作的诗歌200首以及相关绘画、书法、印章等，展现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对杜甫研究的总体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杜甫的研究资料。⑮下定雅弘《杜甫与白居易——兼论其“独善”和共生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了白居易对杜甫的接受问题，认为两人在中老年时期平均每年的作诗频率相当（60-70首），两人的诗歌都可视作一种日记或一种百科词典，都可以看出天下、社会及人生经验诸多方面的问题，都具备“独善”与“兼济”的人生观。从创作技法的角度来看白居易对杜甫也有借鉴，说明了杜诗具有先驱性。⑯长谷部刚《杜甫詩文集の形成に関する文献学的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19年版）以《宋本杜工部集》、《文苑英华》为基础介绍和研究了唐宋时期杜甫诗集的集成和流传，同时以个案的方式探讨了诸如“《兵车行》与古乐府”等重要问题。⑰浅见洋二、赵蕊蕊：《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浅见洋二教授的杜甫研究访谈》，《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李永朱、陈丽娟：《我与杜甫研究三十年——李永朱教授访谈》，《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陈庭史、张叉：《陶潜、李白、杜甫与越南文学——陈庭史教授访谈》，《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⑱黄自鸿：《江户时代杜甫研究与接受——大典显常的〈杜律发挥〉》，《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孟祥娟：《千古广域至音远泽：论杜甫对韩国汉诗的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诗圣杜甫韵文在东亚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沈文凡先生〈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述评》，《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⑲徐国能：《洪业杜诗学特色与时代意义》，《中国学术年刊》2019年第41期。⑳W.J.B.弗莱彻：《英译唐诗精选》，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范利伟：《杜甫〈秋兴八首〉英译文献概说》，《汉籍与汉学》2019年第1期。㉑杨春萌：《王禹偁对杜诗的接受及相关问题——解读“子美集开诗世界”的三重语境》，《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李江才：《论山谷词之学杜诗》，《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傅修海《对影成三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互文写作——重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该文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探讨了郭沫若与李杜书写之关系、采取李杜并论之意义、郭沫若的写作意图、晚年为何执着辨析“扬李抑杜”等问题，指出该书不仅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观，更是他晚年自我通观与人世反思、文史洞见的确证。㉒黄一玫：《杜甫诗赋与清代科举——以清代书院中的杜诗课题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㉓阮丽萍：《杜诗异文传播中的本色保存与文化增殖》，《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㉔张文静：《“重走杜甫秦州路：唐代文学与甘肃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㉕王建生：《南宋地方总志中的杜甫遗踪》，《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4期；张学松：《论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经典之产生机制——以苏轼、杜甫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童强：《李杜三峡诗的空间形象》，《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3期；徐希平：《杜甫的蜀道书写及其文化内涵》，《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冯婵：《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5期。㉖骆晓倩：《第六次杜甫读书会综述》，《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参考会议中刘跃进教授的发言。㉗本年度的研究成果除以上所言之外，还有部分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成果。比如第六次青年学者杜甫读书会、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硕博论坛、中国杜甫研究会和四川省杜甫学会合办的杜甫研究年会等，可惜这些会议的许多参会论文尚未公开发表，本文难免有引述不全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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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杜甫创作
《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李永朱 陈丽娟│我与杜甫研究三十年 ——李永朱教授访谈陈庭史 陈庭史 张叉│陶潜、李白、杜甫与越南文学 ——陈庭史教授访谈录
浅见洋二 赵蕊蕊│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浅见洋二教授的杜甫研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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